1949 年，四野在解放广州后，立即挥师南下，"饮马深圳河边"，作好了一鼓作气，解放香港的准备。驻扎在香港的英国军队也人心惶惶，认为马上就要被解放军赶回老家了。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中央传来了“暂时不动香港”的命令。解放军于是勒马深圳河，战争的烟云也随之飘散。

实事求是地说，我军当年拿下香港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而且从军事角度上讲，解放香港对台湾的震慑极大，也许可以趁势直接解放台湾。但做出“暂时不动香港”决定的，是毛泽东主席，所以尽管有很多同志不理解，但也只有执行。因为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暂时不动香港”，应该是他深谋远虑的结果。

1950年3月15 日，新华社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台湾，解放海南岛，直到解放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但这上面，并没有提到香港——这显然不是文字上的疏漏，而是中央对香港问题战略用意的表露。

1963年，中苏两国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苏联污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说“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为了正视听，中共第一次公开对外阐释了对港澳问题的战略，那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既反对冒险主义，也反对投降主义。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

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在解放战争中，不一鼓作气拿下香港，要保持它的现状呢？这个疑问直到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港澳回归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以后，才渐渐解密，人们终于明白了当年毛主席做出这个决策，是多么的英明和伟大！

“暂不解放香港”的战略决策，来自毛泽东对新中国将要面对的国际环境的准确判断。新中国的外交战是“亲苏、联英、反美”，在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又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去反对主要敌人美国，从而打破美国竭力推动的对华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

美英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两个头号大国，在反共产主义等根本问题上是一政的，但双方在对华战略目标上，有着不小的差异，存在很大分歧。美国想把中国纳入自己势力范围，与苏联相抗衡，所以死心踏地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又极力推动西方国家实行对华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国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而英国则出于“保护在华利益”的现实出发，愿意发展同新中国的经贸往来，推动对华“政治承认”，表现出比较枳极的态度。英国认为，拒不承认一个掌握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府，不仪在法律上是讲不通的，还会对英国的在华利益造成损害。英国认为，共产党“不会屈服于西方的压力”，为了维持住英国城香港近百年的殖民统治，英国愿意通过“政治承认”和“经贸往来”，换取新中国对香港现状的承认。

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一方面绝不放弃对港澳的主权要求，另一方面又强调在具体解决港澳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避免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一揽子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时，宁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毛泽东曾向苏联代表米高扬阐述过我党的立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海岛上的事情比较复杂，须要釆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釆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香港的问题，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最早提出暂不解放香港的，是党内负责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潘汉年的理由是：“美国对我们执行封锁政策，我们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国际贸易渠道将会被全部被封闭，急需的物资和外汇收入渠道也将随之断绝。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乃是上策。”

廖承志也说：“武力解放香港并不困难，但香港如果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这深远的战略意义，越往后越可以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

毛泽东对这两人的建议非常赞同。新中国建立后，如何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封锁，是一件大事。毛泽东也向来不主张“闭关锁国”，而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敏锐而又准确地捕捉到了英国人的心理，时任港督葛量洪在给英国内阁的信中，就向内阁建议：“不积极采取与中共的友好措施，是最大的不智”。之后他受英国的委派，与中共建立了秘密渠道。

通过秘密渠道，周恩来向葛量洪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英国要保证香港不会成为反对新中国的基地，二是香港不许进行破坏新中国的活动，三是新中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英国遵守这三条，香港就可以维持现状。

葛量洪迅速将中共的要求电告伦敦，艾德礼首相马上要求葛量洪全面接受，同时做好保密工作。英国政府还决定，不管美国，英国准备马上承认新中国。

1950 年1月 6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电周恩来，表示愿意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撤销对蒋介石集团的外交承认。

对于英国的反应，周总理做出了回应：“中国政府不收回香港，维持现状不变，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我们拉住了英国，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靠得太拢。”

周总理的这个谈话对香港来说，与后来邓小平的谈话一样重要。两个谈话都是共产党人伟大勇气和智慧的杰作，是一脉相承的两着妙棋，也被实践证明是英明正确的。

保持香港现状，就等于是把美国的封锁网剪开了个大口子，通过这个口子，我们打破了美国的贸易禁运，我们所需要的各类物资也能通过香港源源而来，有力支援了国家建设。我们抓住了英国的小辫子，英国也对美国不再是言听计从，成为第一个表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虽然两国的正式建交是在1972年3月14日。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作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 主要是出于政治而非军事上的考虑。这不是示弱，正如毛泽东说的那样，“任何时候中国政府都有对港澳恢复行使主权的权力，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从中国拿走的领土一定是要还的”。

进入 1970 年代后，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港澳问题的历史契机开始出现。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二年中英关系实现正常化，都表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格局正在形成。

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黄华致信联合国，正式声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承认中英、中葡之间关于“割”、“租”港澳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不承认英国、葡萄牙对于中国的港澳进行“殖民占领”和“殖民统治”的所谓“合法性。”

这一年10月，周恩来首次披露”了新中国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时间表，要求英国政府必须正视“ 1997年”这个最后期限，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能够亲眼看到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那一刻。但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总书记三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飘扬在了香港上空。香港终于正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